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问

刑事政策决策者面对自由、秩序、正义、效益等价值 ,必然有所选择 ,古典主义的刑事政策、实证学派的刑事政策和新社会防卫的刑事政策 ,由于所处时代不同 ,制定刑事政策理念和基础不同 ,因而 ,呈现出不同的刑事政策价值目标的追求路径。     

物化观与马克思问题域逻辑转换

物化观是解答当代价值观的一个核心问题。马克思的物化观有一个从早期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理性批判到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分析的问题域逻辑转换过程 ,对物化观的经济分析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确立的基础。物化实质上体现了作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在资本主义利益关系下对主体 (劳动者 )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否定关系。正如消灭异化要以生产力高度发展为前提一样 ,只有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改变滋生物化的特殊经济利益关系 ,建构一个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自由人联合体 ,劳动 (实践 )创造的产品才会体现对主体 (人 )生存和发展的肯定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物化观问题域逻辑转换的价值指归。而卢卡奇把物化从经济因素中剥离出来 ,按黑格尔理性革命观的图式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 ,它无疑为一切把客观的经济利益关系当作价值事实的唯意志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持。     

价值哲学视野中的现代犯罪问题

现代性和全球化的发展使文化差异日益显耀,并导致了范围扩大和意蕴深刻的文化冲突,以至于进一步恶化了价值迷乱,一系列观念性的因素渗透到了个体和群体行为的背景中,构成犯罪的隐含动因。这种随着现代性和全球化而发展的现代犯罪及其文化因素,对传统的犯罪学构成了新的挑战,从而提出在文化冲突境域中,重构价值哲学的必要性。     

浅论我国刑事陪审制度的规范化

刑事陪审制度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制度 ,在人类的司法文明史上影响深远。中国的刑事陪审制度经过两起两落的坎坷历程 ,处于一种进退两难、操作混乱的状态。在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吸收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完善刑事陪审制度的具体措施。     

非概念性法学中的事实、价值与行为

作为大多数法学理论著述的一种范式 ,非概念性法学涵盖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其目标 ,就是要陈述那些经得住反驳的、有知识旨趣的问题 ,以及法律及其后果的社会作用问题。所以 ,非概念性法学理论都是可证伪的。法学对话 (Legaldialogue)则为检测非概念性法学理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途径。因而所有的主张 (无论是明确的主张还是隐含的主张 )都是法学对话参与者试图表达其不同观点的手段 ,而他们所要表达的这些截然不同的观点 ,莫过于以下三大类 ,即 :事实、价值与行为     

中国刑事证据立法的基本理念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目前证据立法过于粗疏 ,可操作性不强 ,远远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合理地重构证据制度 ,应当对传统证据理论进行全面检视 ,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现代刑事证据制度藉以立足的基本理念 ,惟此方能实现理性立法。     

受刑人权利的法律定位

对受刑人权利保护必须对受刑人权利进行准确的法律定位,在受刑人权利的价值基础上,正当性的权利本质是受刑人权利法律定位的逻辑起点;在受刑人权利的逻辑结构上,可以将受刑人权利分为受刑人人权、受刑人公民权和受刑人基于矫正产生的特殊权利;在法律关系的考量上,将受刑人权利和刑罚执行权力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而不是将受刑人的权利与义务作为刑事法律关系的核心范畴;在刑事法律关系的运作中,以受刑人权利为本位,而不以受刑人管理为本位,以实现对刑罚执行权力的制约和对受刑人权利的保护。     

近年来国内学者关于人类中心主义研究述评

人类中心主义近年来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有关研究存在重大理论分歧。在争论中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和分类,人类中心主义是否是环境恶化的元凶,自然界自身的价值,以及走进还是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     

论价值冲突与犯罪

美国犯罪学家柯布林和米勒提出的价值冲突论,为我们深入研究犯罪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价值冲突是导致行为失范进而引发犯罪的直接原因。我国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与现代的价值冲突、经济与道德的价值冲突、公平与效率的价值冲突、个体与整体的价值冲突等。面对激烈的价值冲突,只有从各方面大力提高文化融合能力,才能有效地控制犯罪的发生。     

理论创新的三个向度

能否实现理论创新 ,与理论所具备的知识向度、价值向度和思维向度相关 ,取决于理论三个向度求真、求善和求新的统一。知识向度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规定着理论创新是否可能 ;价值向度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因素 ,也规定着理论创新的方向 ;思维向度则决定了理论创新的方式和实现途径 ,是理论创新的保证